去年我在上海看鲍勃·迪伦的个展时，印象很深刻的是展厅入口的一句话：“我出生的地方离我应该在的地方很远，所以我走的是一条回家的路。”
鲍勃·迪伦出生在美国明尼苏达州一个荒凉的铁矿石产区，那里的人们过着封闭而贫瘠的生活。24岁的他，选择在一个清冷的早晨义无反顾地离开家乡，追寻梦想——至于后来的事情，大家都知道了。
落后的乡村注定留不住那些雄心壮志的年轻人。在看完西班牙电影《杰出公民》后，我脑海中首先联想到的就是这位民谣歌手的故事。巧的是，和鲍勃·迪伦一样

摧毁一名作家最高效的方式是让他成名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，于是能用他自己的笔打倒自己。而作家自我超越的办法不外成名，成名可作验证所谓现实荒谬性的标尺。伟大者揉现实荒谬于一团，生活赋格文学，文学佐进生活，此时的作家才有大乐。否则要么沦为王小波口中“语言的捐税者”要么堕入精神苦海无法自拔，那些都是极苦的大半作家的荒唐宿命。

从小到大都极力考最好的学校，并非是有多想逃离原本的生活，而是想提高自己身边人的质量，特别是不得不打交道的人。
但最终只能承认永泽说的是对的:那种人无论到哪里比例都是一样的。毕竟我从未逃离这个社会。但很庆幸的是我身边优秀的人的确越来越棒。
(强忍着看完，能把我厌恶之事集中在一部电影也是厉害。或者说我所讨厌的本质上是一样的？
(开头对诺奖的评价与我的看法不谋而合。每年有人说村上陪跑的时候我真想让他好好读读村上的作品。

《杰出公民》我书中的主人公（也指故乡的那些愚民），他们永远无法离开。而我，也永远无法回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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